记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

发布时间: 2019-10-08 14:49:05   来源: 团结报           字体:【

  应中共中央、毛泽东主席的邀请,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,1945年7月1日,黄炎培和冷遹、褚辅成、章伯钧、左舜生、傅斯年6位国民参政员,由重庆飞赴延安访问。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30多人亲临机场欢迎,大家一一握手致意。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,毛泽东说:“我们20多年不见了!”黄炎培愕然,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!毛泽东笑着说: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,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,你在演讲中说到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,升学的只有多少,失业的倒有多少。在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。黄炎培听后,称赞毛泽东记性真好。黄炎培和毛泽东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。

  在延安期间的7月4日下午,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,与他们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个下午。毛泽东问黄炎培,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?黄炎培坦率地说:“我生六十多年,耳闻的不说,所亲眼看到的,真所谓‘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’。一人、一家、一团体、一地方乃至一国,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,没有一事不用心,没有一人不卖力。也许那时艰难困苦,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。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,精神也渐渐放下了。有的因为历时长久,自然地惰性发作,由少数演为多数,到风气养成,虽有大力,无法扭转,并且无法补救。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,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;有的为功业欲驱使,强求发展,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,艰于应付的时候,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,控制力不免薄弱了。一部历史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,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,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。总之,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,我略略了解了的,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,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。”

  听了黄炎培一席肺腑之言,毛泽东高兴地回答: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;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  黄炎培说:“这话是对的,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,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,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,公之每个地方的人,才能使得地地得人,人人得事。把民主打破这周期率,怕是有效的。”

  1949年2月,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,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,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。他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,从此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。

 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,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。当天晚上,毛泽东就设宴与沈钧儒、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。

  随后,毛泽东还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,商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、民建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,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做工作,为解放上海出力。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广播向上海人民致意,要求上海人民行动起来,迎接上海解放。

  就在当时,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“白皮书”。黄炎培立即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展望》周刊上发表,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,予以驳斥。声明发表的当天,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:“声明写得极好,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。民建的这一类文件(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),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,而这种主动性是个政党必不可少的。”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,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,表达了他感激和兴奋的心情,“希望主席时时指教”。

 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,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,信中说:“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,很高兴。民建此次声明,不但是对白皮书的,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,即建立了理论,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,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。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,很必要的。此种方式,看似缓慢,实则迅速,大家思想弄通了,一致了,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。他全力以赴地努力开展工作,并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,经常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看法意见向毛泽东和盘托出。毛泽东十分重视黄炎培的诚挚诤言,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,也能及时、耐心地予以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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